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辨證論治以重視個體化的診治堪稱臨床診治的最高層次,這一操作體系,是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。在中醫學早期文獻裏,多從病而治,但也有辨證論治思想之濫觴,如馬王堆出土醫書《脈法》言:“聖人寒頭而暖足,治病者取有餘而益不足也。”又《五十二病方》言:“疽病,治白蘞、黃耆、芍藥、桂、薑、椒、茱萸,凡七物。骨疽倍白蘞,肉疽倍黃耆,腎疽倍芍藥,其餘各一。並以三指大撮入杯酒中,日五六飲之。”漢代張仲景奠定辨證論治理論基礎,至宋代以後,辨證論治始成爲主流且涵括了辨病。中醫學何以選擇了辨證論治?循此途轍的思想前提如何?推原其故,與民族的思維方式、哲學觀念和中醫學理論結構三者至爲關要。而辨證論治本身有自身系統的理論與方法論特徵,又在其操作中,不僅是理論結合實踐的過程,而且也能從中展示學術素養與境界。

一. 辨證論治的形成
1. 中醫學理論本身是辨證的
英國科學史專家李約瑟曾指出:“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到形式邏輯的時候,中國人則一直傾向於發展辨證邏輯。”早在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和《墨子》等著作中,就有著豐富的辨證邏輯方法,並成爲人們的思維方式,醫者依此審視疾病。《公孫龍子》講辨說:“欲推是辨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。”《墨子‧公孟篇》:“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,有得之寒暑,有得之勞苦。”認識到一“果”可出自不同的“因”,有別於形式邏輯的因果決定論。在中醫學的理論思維中,原因可爲結果,結果也可爲原因,一因可以多果,一果可以多因。如在《內經》中,五臟六腑皆令人咳,五臟皆可致痹、致中風,五臟皆可爲不寐病因等等。例如,中醫治療痤瘡,《醫宗金鑑》稱爲肺風粉刺,用枇杷清肺飲(人參、甘草、枇杷葉、黃連、黃柏、桑白皮),也可根據肺與大腸相表裏的理論單用一味大黃,或酌用調胃承氣湯製成散劑口服;也可從毒熱論治用五味消毒飲;還可從血分論治用涼血四物湯,還可以清上焦風熱用《萬病回春》清上防風湯;還可汗下清利並用,投以防風通聖丸,皆可獲效。除辨證邏輯的同一律外,《內經》在闡述理論時,還應用了名與形,象與類,同與異,奇與恒,一與萬,決與推,假與索,論與非,微與和等多種辨證邏輯方式,這些也都融入醫學理論,成爲辨證論治的思維基礎。中醫學理論的辨證特徵決定其臨床操作也必然是辨證論治。

2. 變的觀念
《周易》和《老子》都以“易變”觀念闡論事物。《周易》之易變,包括變易、簡易和不易,此三易之中,又以變易爲最基本形式,重視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性。《易傳‧繫辭》又指出,面對變化的事物,則應該 “唯變所適”。《老子》講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,也講“常道”與“非常道”之變。《孟子》言“觀水有術,必觀其瀾”,講究“活處觀理”。受此影響,中醫學動態的看待疾病,治療時以變應變,這個動態的疾病觀乃是“易變”觀念在醫學中的體現。《易傳‧繫辭》言“開而當名,辨物正言”,在醫學上就以辨爲名正言順之首務了。《周易》以天、地、人爲一個大系統,即“三才”觀,中醫學以三才觀之理念,探討病因病形病能及論治,由是而形成了“三因制宜”的治療思想。

3. 生命是時間的函數
以藏象、經絡、氣血等爲要素的中醫學理論,非常重視時間因素。恩格斯說:“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。”人體也不例外,也是由空間結構和時間結構兩部分要素組成。空間結構指的是形體、器官、肢節、骨骼、肌肉等,時間結構指的是生命活動的過程、節律、週期等。空間結構爲形而下者的“器”,時間結構近乎形而上者的“道”。西醫學在對人體空間結構研究中,建立起構造性人體觀理論,現已發展到基因和分子水平,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中醫學則重視對人體時間結構的探索,聯係天人之際,建立了有機論人體觀,也提出了陰陽終始、四時五臟、臟氣法時、六經氣化等學說,它把時間和功能的總和稱之爲“神”,生命機能稱爲“神機”,主宰思維並統帥全身生命活動的作用稱爲“神明”。《內經》以“神轉不回,回則不轉”爲生命的特徵。因重視人體的時間結構,在審視病情時則更重視在一定時限內的病能表像,此即爲“證候”,誠如王叔和在《脈經》中所言:“百病根源,各以類相從,聲色證候,靡不賅備。”

4. 臨床治療操作時隨機應對習慣的理性升華
例如針灸時,醫生要根據病情的不同選擇體位和穴位。積習而久,醫家便在具體論治中形成了證的觀念。證有恆常有變。恒常是其相對穩定狀態,是在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,以一組相關的脈症表現出來,體現於病因、病機、病性、病位。變是證的因人、因時、因地之異的隨機特徵,是同證的個體差異,張景岳稱此爲“證隨人見”。爲此,在臨床則應審諦覃思,同中求異,異中求同。依隨機性法則去處理隨機性事物,從證的恒變入手論治疾病,臨床便選擇了辨證論治。

中醫辨證論治的實踐雖然已經有兩千餘年的歷史,但“辨證論治”一詞的確立倒是經歷了一千多年。最早南宋陳言(無擇)在《三因方》中始有“因病以辨證,隨證以施治”的提法,繼後,明代周之幹對此語加以精煉,概之為“辨證施治”,張介賓在《景岳全書‧傳忠錄》中稱之爲“診病施治”,清代徐靈胎在《傷寒類方》中稱“見證施治”,到了章虛谷在《醫門棒喝》中才使用“辨證論治”一詞。由此以降,“辨證論治”一詞,不僅為中醫之名言雋語,也成爲中醫臨床操作體系的概稱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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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慶雲 /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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